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

编辑:摊点网互动百科 时间:2020-01-26 17:22:24
编辑 锁定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是2013年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林乾、句华。
书    名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
出版社
安徽人民出版社
页    数
248页
开    本
16
品    牌
时代华文书局
作    者
林乾 句华
出版日期
2013年9月1日
语    种
简体中文
ISBN
9787212065171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基本介绍

编辑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内容简介

◆大陆第一套以人物群体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来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的普及历史读物。
  ◆通过对这一时期言官身世沉浮的展现,详细解读了这个既振奋也悲哀的“戮心”的朝代。
  ◆楼宇烈、雷颐、高占祥、秦晖、高全喜、杨天石、陈明、张鸣、吴思、马勇隆重推荐!
  ◆季风书园、万圣书园、凤凰读书、新浪历史、搜狐读书一致推荐!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
  政治、思想、文化、江山的一统,无不令以往朝代汗颜;
  但这又是一个悲哀的“戮心”的朝代:
  政治的神秘、臣僚的奴驯、精神的禁锢,
  摧折士大夫以道自重、傲视王侯的精神支柱,
  为268 年的清王朝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惆怅。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作者简介

林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重点学科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传统中国的权与法》《曾国藩传》《清代衙门图说》《嘉靖皇帝大传》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北京市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发表专业论文六十余篇。
  句华,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省部级课题多项。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发表论文多篇。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专业推荐

编辑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媒体推荐

历史,不在教科书里。
  它在更新的史料里,在逼近真实的多方叙事里,在学人借助新的方法论和史观获得的洞见里,在当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到的清晰风景里。
  ——《新周刊》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名人推荐

我们研究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历史中的国家、民族、阶级,包括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事件及其后果等,其基本构成和生成的原因,也就是人或人的作用。
  历史不是“无用之学”,它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去的很多错误,包括当今的很多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它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渐进性,避免无谓的冒进与牺牲。它因而也就能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提供很多解决问题、避免犯更多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杨奎松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图书目录

编辑
序一
  序二
  卷首一叶落知天下秋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魏徵已无接班人
  海刚峰留下的教训
  草昧初创还是有意回避
  毕竟是个窗口
  无可奈何花落去
  第一章“亡天下”和改朝换代
  晚钟敲响为哪般
  因言获罪的流放者
  政治婚姻与福临的悲剧
  改朝换代和士大夫的选择
  第二章美化的圣祖和真实的历史
  巡按之废与裁减科道
  言路的沉寂和风闻言事
  震惊朝野的弹劾案
  河务案与英主认错
  “汉家传统”与太子风波
  第三章走向极致的秘密政治
  猜不完的登位之谜
  说不清的“华夷之别”
  小班底办大事
  “小报告”的制度化
  台谏合一:君主不再受监督
  科甲朋党谢济世
  书院不闻读书声
  一种发明:“选优”的皇位继承法
  第四章儒家传统政治的终结
  从曹一士的奏折说起
  从“君臣同体”到主奴界定
  为那拉皇后鸣不平
  修书、禁书与焚书
  盛世夸赞与天子的陶醉
  讲真话者可杀
  卷尾天下艰难谁共肩
  人口专家走西口
  理学、汉学与士风推移
  为一代言官把脉
  后记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后记

编辑
写这样一本书,心中十分惶恐。
  我对两宋历史发生兴趣,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内地的宋史研究还很薄弱,历史系几个有志于此的同学凑到一起,自发地展开学习和讨论,并尝试着做一些题目。谁知毕业后各奔东西,有的越洋求学,有的干脆改了行。我勉强算是未离开专业,干的却是图书编目。其间虽也力图还复旧愿,写了些与宋史沾边的东西,说到底仍属历史文献的校勘与整理。倏忽十几年过去,我终于获准重搞宋史研究。回首一望,国内的研究早已是新人辈出、硕果累累的景况,当我重新检索曾经感兴趣的课题时,惊讶地看到众多领域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这使我可以借助同行的拨引,弄清过去尚还模糊的许多问题,然而要我这样一个重操旧业的人再做新的掘进,则需要补很多的课。
  就在这时,好友赵世瑜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由他主编的这套纵谈上下几千年的书系中承担两宋卷的编撰。这使我放下了手头所有写作计划,重新认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320年历史。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不容我苒思考其他事情,整日沉浸在宋代文臣生活的年代,与他们一同求索、一道感伤
  本书从1992年初春动笔,年底方写出头两章,1993年夏秋完成第三、四章,第五章的写作延至1994年1月。
  这本书从最初规划到最终脱稿,其间有不少变化。开始想写五章,加上卷首、结卷,其七部分,由于卷首一下没收住,成了第一章,次第展开,写至五章,已逾20万字,不得不仓促收笔,舍去相当重要的“改造儒学的大师”一章。这一章原想以朱熹的生平为线索,勾画自“庆历兴学”以来的教育(各式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状况,以及在野文臣的生活与心态,原本还有结卷,试图从纵的方面总结两宋的历史特点和对今日社会的影响。这两部分撰写难度较大,将其舍去,虽有意犹未尽之感,却有暂时解脱的轻松。
  本书主要采用叙事笔法,是受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叙事史学具有古老的传统,因其独特的表现力而拥有众多读者。但在相当长时期中,这类著述被忽视了,似乎史家一生只能专注问题,撰写论据谨严的著作,有兴趣拜读并参与讨论的仅限若干同行,而大众永远满足于一般性介绍,或通俗故事,或奇闻趣话。难道严肃的史学著作就不能采用更加灵活的结构和较为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吗?难道通俗读物就不能展现出作者个人的史观及分析吗,实际上。无论古今,“述而不作”都难以做到。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每一代历史家都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以往时代的认识与反省,不同经验的人又会有不同的思索与观点,这种反省与思索正是现实的映照,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反省思索,历史著述才得以不断推陈出新,历史学才得以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叙事史学这一传统还应继承下来,这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融八了许多最近的史学研究成果。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金铮先生《科举制与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分析,宋史研究大师邓广铭先生、陈乐素先生、漆侠先生、程应镠先生以及王曾瑜、王德毅、王瑞来、朱瑞熙、关履权、汪圣铎、李裕民、张希清、张其凡、周宝珠、贾大泉、贾玉英诸先生对两宋历史的考述,均成为笔者认识和把握宋代制度、风尚的主要依据。上述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有些已在注释中说明,有的未及标出,尚希见谅。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序言

编辑
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和出版至今,已经悠悠20年过去。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20年差不多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半。本丛书的作者或从青年进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这套书,眼前已不仅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编织成的历史画卷,还有各自20年学术生涯的风雨如磐。
  当年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希望专业的历史学者用比较通俗的形式,给读者奉献一套比较生动可读的历史读物,既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充满趣味性,使社会大众更喜欢历史,更理解历史。这些想法的详细表述仍可参见原书总序,兹不赘述。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丛书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让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报》上一篇小文中的话
  我们指出了史学价值或功能之实现,不仅依赖于史学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但这并不是说,史学只能消极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说.要想成功地实现史学的价值,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当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商品大潮涌起,传统基础学科不为人所重,历史读物无人问津,业内对“史学危机”议论频频。我当时以为,除了历史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形成对历史作品的关注。
  时至今日,情况已然大变,社会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央视《百家讲坛》讲秦汉,讲唐宋,讲明清,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的眼球。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如《明朝那些事儿》等),也顿受市场欢迎。这固然有传播方式已突破了传统的纸媒、变得多样化的缘故,与学者放下身段,采用类似“说书”的方式有关,也与受众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旅游业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几番,但游客无论去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观光,除了自然风光外,最多的就是历史遗迹,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对历史多了几分兴趣。过去人们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思是那时旅游只有看故宫、天坛、雍和宫这些“寺庙”,晚上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们对历史有了几分兴趣,有了几分知识,再去看就没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样看来,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还是无误的。普通受众中的内行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学者乐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会上对通俗讲史与写史现象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终于将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我在该文中指出,通俗讲史与写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专业的讲史和写史具有不尽相同的取向,表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所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说得中肯一点,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摘句,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一个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
  又是6年过去,我自己没有对通俗讲史的传统做出任何研究,也没有再写什么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我并没有停止相关的探索。我发现,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他们只好亲自操刀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题材。他们往往查阅了许多论著,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学者,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素养,使他们无法分辨孰优孰劣,无法超脱旧观念的窠臼。比如,电视片《圆明园》以郎世宁及其作品为主线,展现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的盛衰,播出后颇受好评,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而到晚清则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在列强挤压下走向末路的传统故事。可以说,只要读过中学的历史.对这一历史叙事都会耳熟能详。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只是新技术手段造就的瑰丽画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思想。
  我们这套书出版后,《博览群书》的李焱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后来以《历史学术如何走向大众》为题在该刊上登出。在讨论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当时看到一则报道,是陈凯歌的《荆轲剌秦王》上映后,一些影视专家批评该电影过于沉闷,陈凯歌辩解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王和认为,陈凯歌未必知道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断是对的,陈凯歌力图表现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据史实总结出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审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一个归宿,即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能够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如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甚至音乐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高学位毕业生为什么只能挤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这条独木桥々20年前我呼吁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20年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这些人不断拿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清宫戏的泛滥或者对历史的戏说?
  我并不奢望创作于20年前的这套书正是这样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览群书》的讨论中,我在介绍了各书内容之后,多少还是表达了一些遗憾。这毕竟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各自的文风和对主旨的理解多少会有差异,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这次再版,本应做一些大的调整,向我们希冀的目标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调。正如,作者黄燕生说,当他重看自己的书稿时,觉得现在已经写不出当年那样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领导岗位,或因教学科研任务比以前更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订。我期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套书并未落伍。
  我要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华文书局落实本套丛书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许多老朋友、老学生,现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坚。我们的书花落此家,又为我们的旧谊增加了新的缘分。
  这套书的再版也让我想到许多旧事为本书的初版做过许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栋已经多年未通音讯了,陈琳国、房德邻、沈长云诸学长也难得一见,葛承雍、王岗、黄燕生、彭卫均有职在身,诸务繁杂,林乾略年轻,正是工作繁重的时候,王和一贯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尔相聚,不过与当年经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个时代,做书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友。上世纪80年代中,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参与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见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邓正来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许本书再版问世时,是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珍贵机会,这也许和书的出版同样重要吧。
词条标签:
文化 出版物